海外并购的谨慎与果断

　　2016年，中国企业掀起了全球并购的热潮，2017年热潮回落，似乎在进行方向选择。何去何从，这无疑是个重大的时代经济命题。自然界没有飞跃，中国企业的国际化应该是一个自然生长的过程，决策者需要找到谨慎和果断的平衡点。

　　中国已经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进行跨国投资与并购，本是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和高度的自然过程。从许多数据来看，中国经济也已经开始进入这样的阶段。但投资决策主体对于跨国并购的复杂性认识却未必充分，除了梦想与豪情，还要有更多的积累和谨慎。

　　走出去、海外大收购不只是多少亿美元初始投资的问题，并购后整合才是关键。中国企业在制度层面的欠缺、不同文化的对接等等，都会使走出去的道路布满悬疑。中国很多企业走出去多以失败告终，或仍然处于艰难的探索和挣扎中。典型的如上汽并购韩国双龙汽车，遭遇到了所在国法律制度、文化层面的强烈冲突(特别是强大的工会力量)，最终因为人才、制度、文化等方面的整合问题而遭遇失败。如果没有这些隐形成本领域的整合能力，对于中国企业来说，所谓收购初始的低成本乃至零成本也是陷阱。

　　中国和中国企业界是国际经济体系的后来者，200年来欧美企业在国际经济体系的建构过程中所吃过的苦头和积累的经验，对我们来说都显得欠缺。中国的改革开放史仅仅30多年，我们很多企业大都只有二十几年、十几年甚至更短的历史，绝大多数企业家目前还只是创始的第一代。企业不仅在自身产品、产业层面还不具备世界范围的竞争力，更重要的是，在管理模式、流程、资本、人才、制度、文化等更多层面上，更不具备海外扩张的综合本领。

　　从更大的层面来说，“走出去”的配套体系还比较薄弱。近年来，中国企业和公民在海外面临的安全风险持续上升，这对中国的海外利益保护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然而，目前中国在政治和安全方面的海外风险管理体系还处于萌芽阶段。在政府层面，外交领事保护部门常常遭遇诸多当地阻碍；境外安全保障专门法的立法几乎还是一片空白；与很多国家政府间工作治安体系的执法安全合作尚未形成规范机制；境外政治和安全风险的评估和情报收集工作的及时性、准确性也亟待提高。在企业层面，中国企业政治风险管理和安全管理意识和投入严重不足，中国市场上商业情报公司、安保公司、政治咨询公司发展十分落后，无法应对中国企业的现实需要。

　　今年以来，涉及土地、酒店、影视制作和娱乐资产的跨境交易几乎全线叫停，背后是产业政策的转向。商务部公布的数据显示，2017年1~5月，我国境内投资者在全球进行非金融类直接投资345.9亿美元，同比下降53%。

　　当然，也不能因条件不成熟就裹足不前。实际上，在若干对中国经济有重要补充的领域，在稳健审慎的基础上，也需要有积极果断的精神，尤其是农业、高科技、能源资源等领域。

　　例如，今年中国政府审批通过的最大一笔对外投资，是一笔医药收购案，中国民营企业三胞集团收购美国生物医药公司Dendreon，从而获得较尖端的前列腺癌细胞免疫治疗药物Provenge的所有权。从生物医药产业发展、国民健康等多个角度来说，这都是一个较好的案例。

　　再如，泛农业领域目前已经有数十个海外并购案例，典型的如中国化工集团收购瑞士农业化学和种子公司先正达。在国内农业资源超载运行、环境代价高昂的条件下，农业并购无疑相当于“进口”了耕地资源。

　　另外，从我国的长期发展来说，中国加强能源、资源类并购也是必需的，这类产业的管理也较为粗放，容易整合。